《自己的话是让别人看的》、《怀念母亲》季羡林

概要： 答：二战结来后，我离开德国，于一九四六年夏辗转回到阔别十一年的祖国。 通过陈寅恪先生介绍、胡适之先生与传斯年先生和汤用彤(钖予)先生的同意，来到北大工作。同时，我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谢绝了剑桥之聘，决定不再回欧洲。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华叫做专任讲师，须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正教授。可是，大大出我意料，至多不过十天，用彤先生通知我，我被补聘为正教授兼东语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前二者我已经不敢当，后一者人数极少，都是饱学宿儒，我一个三十多岁、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竟也滥竽其间，我真是既感光荣，又感惶恐不安。我知道这是前辈师长对我的提携和爱护，这对我五十多年在北大的工作一直起着激励的作用。 四九年后，我继续「鸿运亨通」，可以说，刚过不惑之年，一个中国读书人所能期望的最高荣誉和利益，我都已稳稳地拿到了手中o但是，我是一个颇有一点自知之明的人。我知道，我之所以能够如此，与锡予先生不声不响的提携是分不开的。 至今我在燕园内外有颇令人满意的口碑，好像我真是淡薄名利，与人无争。难道我真就这样好吗？我的道德真就这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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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二战结来后，我离开德国，于一九四六年夏辗转回到阔别十一年的祖国。  

　　通过陈寅恪先生介绍、胡适之先生与传斯年先生和汤用彤(钖予)先生的同意，来到北大工作。同时，我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谢绝了剑桥之聘，决定不再回欧洲。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华叫做专任讲师，须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正教授。可是，大大出我意料，至多不过十天，用彤先生通知我，我被补聘为正教授兼东语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前二者我已经不敢当，后一者人数极少，都是饱学宿儒，我一个三十多岁、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竟也滥竽其间，我真是既感光荣，又感惶恐不安。我知道这是前辈师长对我的提携和爱护，这对我五十多年在北大的工作一直起着激励的作用。  

　　四九年后，我继续「鸿运亨通」，可以说，刚过不惑之年，一个中国读书人所能期望的最高荣誉和利益，我都已稳稳地拿到了手中o

　　但是，我是一个颇有一点自知之明的人。我知道，我之所以能够如此，与锡予先生不声不响的提携是分不开的。  

　　至今我在燕园内外有颇令人满意的口碑，好像我真是淡薄名利，与人无争。难道我真就这样好吗？我的道德真就这样高吗？不，不是的。我虽然不能把自己归于坏人之列，因为除了替自己考虑之外，我还能考虑别人。但我也决非圣贤，七情六欲，样样都有；私心杂念，一应俱全。可是，既然在名利两个方面，我已达到了顶峰，我还有甚么可争呢？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一生，虽也遭逢过大大小小的灾难，像十年浩劫那样中国人民空前的灾难，我也不幸「躬逢其盛」，几乎把一条老命搭上，然而，我仍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赶上了许多意外的机遇。  

www.youer8.com 　　俗话说：「一个禽笆三个桩，－个好汉三个帮」。如果没有人帮助，一个人会是一事无成的。在这方面，我就遇到了极幸运的机遇。生平帮过我的人无虑数百，要举出人名的话，我首先要举出的，在国外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博士论文  
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另一个是教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在国内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如果没有他同德国签定德国与清华交换研究生合同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另外是胡适之先生，汤用彤先生，尤其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就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道路。  

　　总之，我生平要感谢的师辈和友辈颇有几位，尽管我对我这一生并不完全满意，但是有了这样的师友，我可以说是不虚此生了。  

　　《牛棚杂忆》不出对不起子孙后代  

　　问：您刚才谈到「文革」遭遇，读过您的「牛棚杂忆」，给人震憾很大。据说您认为，这本书非出不行，不出对不起子孙后代。您是怎样考虑的？  

　　答：把文革的遭遇写出来，我认为，是对后世子孙负责。我们不写，对不起后世子孙。一个这么伟大的民族，发生这么大的悲剧，这是一个空前的悲剧，我希望它绝后啊！从一九三二年我二十一岁时起，我几乎每年都写点东西，可是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七年，长达十一年的时间内，竟然一篇东西都没有。为甚么会成这个样子？大家心里都明白。而且，岂是我一个人如此，全国不知道有多少、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都如此。由此可见，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究竟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不是清清楚楚的吗？所以我认为，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写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它会告诉我们，其么事情应当干，其么事睛不应当干。  

　　拥怀「原罪感」四十多年  

　　问：您在《牛棚杂忆》中多次谈到「原罪感」这个词儿，您是甚么时彻底摆脱了所谓「原罪感」？  

　　答：解放以后，我是有一种「原罪感」。我从德国回国以后，仅仅三年中国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相同，兴奋、愉快，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而且，反观自己，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摘桃派」：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可是我做了甚么贡献呢？当国内人民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抗战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追求自己的名声事业。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需要改造，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诚心诚意地接受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背着这样沉重的「原罪」的十宇架，我经过解放后大大小小的、一个接一个的运动，虽然也有想不通、弄不明白的时候、但好多好多年这种「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  

　　最奇怪的是，经过文革九死一生的灾难，直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打倒，我一直没有把我的个人遭遇与文化大革命这一场国家的悲剧联击在一起，一直怀有「原罪感」。可见我的政治嗅觉是多么迟钝。  

　　所以，我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里说过：我做了四十多年的梦，我怀拥「原罪感」四十多年。  

　　问：文革那段残酷的经历，是甚么信念支持您渡过难关，是否想到会有今天？  

　　答：文革中在揪出来被斗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和文革中许多自杀者一样，我也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当时，就在我准备出门跳墙逃走、到圆明园的芦苇丛中自杀的时候，红卫兵冲进我家，解押我去批斗。在这场批斗中，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然而我－下子得到了「顿悟」：一个人忍受折磨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我能够忍受下去！  
至于是否想到会有今天，根本没有。当时已是破罐破摔，牛棚里，大家普遍的想法是到新疆建设兵团那样的地方去过一辈子，没想到会平反，会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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